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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健康服务之“理”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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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健康服务之“理”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

第三是加强对单味药的研究。对中药单味药不仅要熟悉其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还要充分运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与方法进行药理学、毒理学研究,在阐明其作用机理、认识其疗效特点的同时提供方法学启示。如五味子降酶成分不溶于水,用于降酶则不宜入煎剂等,从而保证临床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我很崇敬“大医精诚”,“精”乃“学术精深,辨治精准,诊疗精湛”,亦即“医精为业”;“诚”则是“诚心、诚信、诚意”,即“对工作要有诚心,对中医学术要有诚信,对患者要有诚意”。同时为了继承发扬中医药,还应做到“读经典,做临床,取众长,细观察,善思悟,写文章”。中医药继承发扬的认识及思考中医继承工作仍需重视中医历代总结的认病、诊病、辨证、论治、理法、方药……来之不易,也要不断选择。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特色鲜明,要重视人体、自然、四时、正气与邪气等之间的关系,也要重视四诊八纲、理法方药的运用。同时要不断创新中医的现代研究,中医药的发展取决于历代医家反复临床实践的总结以及思悟研究,并有与现代医学的链接和对其借鉴。读经典、做临床、取众长经典是中医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包含历代名家名医收集的精华,行之有效的理法方药。临床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天赋的天地,临床主动和被动为我们寻得启示成功的机会,是探寻科研创新、新药研发、寻找闪光点的宝地。博采众长是历代医家的美德。人之长处,择优而选,不耻下问,均是提高行医之术的方法。细观察、善思悟、写文章细观察乃是认真观察患者的四诊病情、诊疗过程、用药以及症状学的演变,探讨疾病规律,发现疾病的个性、共性特点。善思悟则是在临床诊疗中进行的思悟积累,认识疾病、探讨诊疗的过程,从而提高临床疗效。写文章可以归纳自己的新发现、对某疾病认识上的新观点,交流诊疗疾病的经验,提高学术水平、拓展自己的认识。中西医并重,用中西医两法中西医并重符合中国现状,也符合多年“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的政策。中西医两法、中西医互补,应用于临床大有好处。中西医应互补与借鉴。针对不同的疾病,中医、西医各有优势,在临床诊疗中可互补发挥作用。中医可借鉴西医的诊断以及西医的检查及检验手段。临床工作的几点思考注意仔细观察患者脉症等临床表现。在风哮、风咳的研究中,我们经过临床反复观察,而后探取闪光点,进行了研究及文献考证,通过中西医链接,借鉴西医的诊断和方法,从而提出了再研发的想法。有关学术见解哮病:对于哮病,历代医家强调“以痰为中心”的认识。哮病常因外邪诱发,痰确实有临床意义,但哮病无痰者亦有之,表现为以风邪为主,症见突发突止,无痰或少痰,鼻咽痒感,哮喘发作。除了寒哮、热哮、虚哮,还有风哮,过去也有糖哮、盐哮、醋哮等名称。风咳:是一种阵咳、突发、呈刺激性咳嗽,冷空气、异味刺激等引发咽痒、咳嗽。应用从风论治的方法,将“风咳”与西医咳嗽变异型哮喘链接,可以改善气道高反应性。肺痿与肺间质病变:我们在临床中将“肺痿”与肺间质病变相链接。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对照,病案中的双重诊断是中医学发展中的一种趋势。中西医病名对照,有利于从病与证、阶段与整体认识中医的病症内容。关于中医理法与临床用药中医理法指导临床:四诊、八纲在中医临床诊断中仍具有重要意义。“有是证用是法”“依证立法”,治则指导治法,治法指导方药。注意临床用药组方的合理性:“随证治之”“依法治之”“方不对证非方也”。药不在多,而在于精;方不可乱,而要有针对性,证治用药合理。对中医要有信心,要继承和发扬中医学。坚持中医的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不能丢掉中医理论指导,也不能放弃中医历代创造的可以保留的病名。要找好切入点,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从而找到治疗常见病、甚至是疑难病的方法,并取得临床效果,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既懂得“怎么看”,又明白“怎么干”,中医药事业发展就有了基本遵循,就迎来了历史上最佳战略机遇期,就必然要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围绕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学术体系,共同努力做好“四个重点继承”: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有效提升中医认知能力;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法”,有效提升中医诊疗能力;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方”,有效提升中医组方能力;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药”,有效提升中医用药效力。 •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明确创新目标,健全创新机制,共同努力做好“四个重点创新”: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理”,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法”,规范中医新治则治法;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方”,构建中医新组方模式;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药”,建立中药新培采研制标准。 •继承,是基础、是源泉;创新,是发展、是升华、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所有继承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高中医临床疗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句话堪称关于中医药学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角度解决了对中医药学“怎么看”的问题。 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刘延东副总理界定“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这些都从国家决策层级解决了中医药事业发展“怎么干”的问题。 既懂得“怎么看”,又明白“怎么干”,中医药事业发展就有了基本遵循,就迎来了历史上最佳战略机遇期,就必然要走上健康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随着社会对中医药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对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围绕服务能力的提升,中医药行业面临着必须思考、必须回答、必须实施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西化”的倾向而保持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否则,中医药没有生存的空间;二是如何克服“僵化”的思维而创新中医药的理论实践?否则,中医药没有发展的空间。这两个问题归结到一起,就是因为中医药学的继承不够、创新不足。 因此,笔者认为:继承创新是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根本方略。 继承,是基础、是源泉;创新,是发展、是升华。中医药的继承创新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绝不可一提“继承”,就认为是“古老旧”,就是“怀古复旧”;一提“创新”,就认为是“声光电”,就是“现代科技”。其实,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都离不开中医药经典理论原则的指导,都离不开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都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所有继承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高中医临床疗效。 继承的关键是承续中医药学的思维方法,建议围绕“理法方药”的中医药学术体系,做好四个重点继承,达到四个有效提升。 “继承”,就文化和技术而言,是指将前人的理念、方法、知识、技术、经验、风格等,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接受、消化、吸收的过程与结果。中医药学的继承,就是接受、消化、吸收中医药经典著作的理念、方法、知识和接受、消化、吸收历代名老中医的技术、经验、风格的过程,创造保持中医药特色优势的结果。所以,中医药学的继承,是必要的“崇古”,而不是不必要的“泥古”;是必要的“发皇古义”,而不是不必要的“食古不化”;是必要的“古为今用”,而不是不必要的“依古律今”。归根结底,中医药学的继承,关键是承续中医药学的思维方法。 中医药学的继承,是一个系统工程。广义而言,中医药学的继承涵盖了中医药的医疗、保健、科研、教育、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等各个领域;狭义而言,包括师承教育、文献整理研究、文化科学普及等。需要制定和明确继承条件、继承途径、继承机制、继承办法、继承归宿。建议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围绕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学术体系,明确继承目标,健全继承机制,共同努力做好“四个重点继承”: 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有效提升中医认知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医药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正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直面人类预防保健和治疗疾病的现实需要,不断继承、勇于创新,才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前景辉煌的中医药学。今天,在医药学面对更严峻挑战时,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医药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需要我们更加理性地深思中医药学产生的本源,走特色发展之路、科学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华传统哲学思想,包括三才、变易、中和、意象等等,在中国的社会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学乃至兵学、农学、医药学、建筑学、星相学、堪舆学之中,都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中华文化的灵魂。然而,在现今中国,“西化”是不争的现实。如果不彻底改变现今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教育、科研、临床中仿效西医的状况,也将会像古建筑学那样,只存建筑物而失去了建筑思想、设计、技术、工艺、参数,中国人将来就只好看着自己的瑰宝丢失,中医药的神奇疗效将成为传说。因此,中医药学的继承,首先就必须正本清源,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 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的关键,在于对历代中医药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阐释,也就必然需要开展对中医药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训诂、释疑等专项研究。这不是可以采取人海战术可以达成的,必须确立《中医通典》《中药通考》《中医通史》等大型中医药文献研究项目,集中全国中医药文献研究的优势力量,系统探索,力争在五至十年内回答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核心问题,如: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如何认识与掌握天人合一、形神合一思想?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和学说辨识健康与疾病?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和学说提出和实施“治未病”?中医根据何种理论、实践建立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实践认知中药的气味、性能、功效与归经?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实践创造了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等等。如果不能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中医临床将始终是依赖西医诊断,给予中医配方,中医药特色优势也就随之淡化、消失。唯有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才能有效提升中医的认知能力。 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法”,有效提升中医诊疗能力 中医健康服务之“法”,包括诊断之法、治疗之法、养生防病之法。 中医诊断之法,主要是司外揣内、审症求因。从司外揣内而言,主要是望闻问切之法。望法,又分为望气、望神、望形、望色、望舌、望体之法;闻法,又分为闻声息、闻气味之法;问法,又分为直接询问、间接询问、启发询问、追因询问之法;切诊,又分为脉诊、按诊之法。从审症求因而言,有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精辨证、运气辨证之法。采用四诊合参,运用各种辨证纲领,通过辨证,以求证候诊断精准。 中医治疗之法,主要是外治、内治、正治、反治之基本方法。无论外治、内治、正治、反治,都必须首先明确治则治法。治则治法源于中医基本理论,是中医临床治疗的纲领和准绳。 中医治则,就是中医治疗病症的基本原则,如“燮理阴阳”“调和致中”“扶正祛邪”“补偏救弊”“治病求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同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治则统领治法。 中医治法,在外治、内治、正治、反治的基本方法之下,一般分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类方法;每一类方法又包括若干具体治法,如“补法”,可以根据补益的目标分为单纯的补阴、补阳、补气、补血;也可以分为综合的补肾健脾、补中益气、填精固髓等。其中,补、益、养、填、固等,用词虽有别,却都是补益之法。 中医养生防病之法,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基于“治未病”学术思想而形成的中医健康服务之法。主要是食养、药养、术养(包括养生气功等非药物、非食物养生)三大类。无论食养、药养、术养,都必须按照“合则安”的养生总则,根据个人的民族、体质、习惯、居所气候等选择应用。 上述中医诊断之法、治疗之法、养生防病之法,是历代中医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必须通过精研经典和临床跟师才能得以传承。因此,需要对历代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养生治未病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对健在的名老中医,从医德医风、思辨特点、组方用药和文化素养四个方面,进行抢救性的继承。只有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法”,有效提升中医诊疗能力。 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方”,有效提升中医组方能力 中医治病有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药物疗法,并不是“某药治疗某病”,而是要针对病症、根据治则治法、大多将药物按照“君臣佐使”的格局严格配伍,组成“方子”用于临床,称为“医方”,俗称“汤头”。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造的“方子”是历代中医奉为经典的“经方”,嗣后历代中医名家创建了众多经验方,称为“时方”。唐·孙思邈编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唐代之前医方之大成,以后历代都有各种方书问世。清·康熙三年,汪昂编著《医方集解》《汤头歌诀》,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将《医方集解》、《汤头歌诀》合二为一,定名为《方剂学》,从此“方子”又通称为“方剂”。200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医方剂大词典》,对我国上自秦、汉,下迄1986年的所有“有方名”的方剂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精选、整理,汇集了古今“有方名”的医方。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参考古今各种中医药文献,对每一首方剂的方源进行认真的考证,注明其原始出处;二是对所有方剂分散在各种文献中的不同主治、方论、验案以及现代实验研究资料分别列项进行整理筛选,汇集于各方之下,为全面了解方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三是按照辞书形式编纂,既有目录,又有索引,解决检索方名的难题。 由于中医组方,既要遵循治则治法,又要把握药物之间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杀,更要注重君臣佐使的结构,因而中医组方有严谨的法度、规矩,并非将杀细菌、灭病毒、补气血、清热泻火等的性能、功效相同、相近的药物凑合在一块就能成为医方。因此,必须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方”,首先是继承“经方”,其次是继承“经验方”(包括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经验方、少数民族医经验方)。有必要组织力量,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执业中医师进行全面、系统的“经方”培训;二是通过师承教育,继承名老中医等的独家秘方;三是大规模整理自1949年10月1日至今的全国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经验方、少数民族医经验方,可集成为《千金妙方》,以填补《中医方剂大词典》留下的空白,并承续《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今后的继承留下底本。只有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方”,才能有效提升中医组方能力。 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药”,有效提升中医用药效力 中药,是中医的工具,是中医治病的利器。中医用药的最大特点是“四个讲究”:一是讲究药取天然,基本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药物,即使是“丹”,也是从植物、矿物等自然物质中提取的;二是讲究要用道地药材,注重药材原有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一般不主张使用移植、替代品;三是讲究遵古炮制,无论是饮片还是膏、丹、丸、散、酒,其炮制方法经过千百年的探索、研究、积淀、传承,已经成为确保药物安全、有效的不二法门,其炮制方法不是现代制药方法可以取代的;四是讲究“用药如用兵”,注重配伍、剂型、剂量和给药途径,要求极为精准。 但是,近数十年来,中药材产出的土地使用过大量的化肥、农药而被“毒化”;药材种子由于移植、加工而有所变异;由于追求药材产量大幅度提升而过度使用催肥、催熟的激素类制剂;采集的时间也不依古制;炮制也不遵古法。于是,中药材的质量必然降低或产生性能变异,用这种药材组成的方剂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疗效,用这种药材研制的药品也有很多毒副作用说不清、道不明。因此,有必要对中药材的种植、采集、加工、交易进行大规模的检查、清理、整顿,强调继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项工作是“多龙治水”不能解决的,必须成立跨部委的领导小组,制定相关规范、标准,进行督查和改进。只有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药”,才能有效提升中医用药效力。 创新的关键是改进中医药学的思维方法,建议围绕“理法方药”的中医药学术体系,做好四个重点创新,达到四个成功开创。 “创新”,就是“改变”,就是“更新”,就是“创造”,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就理论思维而言,创新是建立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表述;就实践结果而言,创新是获取新发明、新结构、新材料、新产品、新成效。 中医药学的创新,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广义而言,中医药学的创新同样涵盖了中医药的医疗、保健、科研、教育、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等各个领域;狭义而言,包括中医的理论体系、临床方法、产品研制等。需要制定和明确创新条件、创新途径、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目标。近30年来,为了让中医走出创新之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在中医药学的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如何更正确地创新中医药学的思路与方法,仍然是一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建议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围绕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学术体系,明确创新目标,健全创新机制,共同努力做好“四个重点创新”: 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理”,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 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社会、一项事业、一个学科要想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理论创新。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沿用了几千年,临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但也证明了在一定程度上是粗放的、需要精细化、标准化的。近数十年来,中医药学界不断在做中医药基本理论精细化、标准化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但遇到的障碍也众所周知。关键在于不能为精细化而精细化,为标准化而标准化,甚至“以西套中”、“以西律中”,闭门造车的结果是“淡化了中医特色优势,僵化了中医临床思路”。必须抓住关键问题创新理论方法,经过约定俗成,成熟一个标准、公布一个标准、实施一个标准。 什么是需要创新的“关键问题”?是中医临床,是中医临床中的诊断,是中医临床诊断中辨证方法、证候标准。中医不同于西医的一个要点,是中医诊疗主要是针对“证候”,中医临床行为的全过程,《伤寒论》第十六条讲得清清楚楚:“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观其脉证”,是抓四诊合参获知的“主证”;“知犯何逆”,是抓病机的“主变”;“随证治之”,是针对主证、主变抓“主方”。而其关键又在于前八个字:“观其脉证”是辨证的切入,“知犯何逆”是审症求因的思辨。如何切入?如何思辨?前人通过临床的不断探索,总结出诸多辨证纲领,有“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精辨证”等。为什么没有统一的辨证纲领?是因为疾病谱的不断变化,是因为临床认知不断提升,前一个纲领已经不够用,不能合理解释新病因、新病机、新证候,才倒逼产生新的辨证纲领。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新病种不断发生,疾病谱不断演变,各种疾病的致残率、死亡率的升降正在不断改变,中医辨证必须与时俱进,应当举中医药学界的全体之力,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理”,包括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等,而重点是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可以通过实验室研究、典型医案大数据分析、临床验证的系列方法,试行提取辨证元素,给出各元素的权重,按病种分类创新、建立精细化、标准化、新的中医辨证体系。 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法”,规范中医新治则治法 纵观历代中医名著,治则治法层出不穷。其中,可用于临床实际的固然很多,但反过来“依方定法”“依法定则”的也不少;现代中医临床中“西医诊断”“中医配方”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这就更谈不上治则治法了。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中医在审症求因、辨证论治的基础上“依证定则、依则立法、依法组方、依方用药”临证规矩的退化或丢失。 因此,有必要在大搜集、大整理、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病种、药材资源、组方经验、用药习惯等,采用分病种、小试验的办法,逐步规范中医新的治则治法。 另一方面,可以在中医外治法(包括针灸、推拿、敷贴、盥洗、灌肠、坐浴、熏蒸等),采用“拿来主义”,吸纳、融会现代科技的方法与器械,创新中医治法。 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方”,构建中医新组方模式 众所周知,中医采用内服法治疗疾病,说到底是靠“方”治病。由于疾病谱的不断演变,由于天然药材新品种的不断发现,由于临床经验的不断累积,中医健康服务之“方”(包括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经验方、少数民族医经验方)也在不断更新。中医临床开出的每一个处方,实际上是其理论修养、临床经验的集中表达。由于当前中医临床思维出现了两种倾向而致使中医处方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是强调唯经方之是从,经方的药名、味数、剂量,都一律不能更改;一种是强调唯经验之是从,根据西医诊断给予中药配方,无“君臣佐使”可言,一张处方的药味甚至多达80多味,一味药的剂量甚至多达200克,有的一剂药重达500克以上。这是针对致病因子“放大炮”,“开机关枪”,目的是不管是什么病,总能“扫射”中的,实际上还是辨证不明,心中无数,如此组方,当然离精准治疗甚远。上述两种组方偏向都多次导致医疗纠纷甚至医疗事故的产生。于是,管理部门就必然杯弓蛇影,急速做出制首乌只能开3克、法半夏只能开9克等违背中医用药规律的规定,如果这类“急就章”式的临时规定不断发布,势必导致中医组方无所适从。 凡事不可偏激,中医本来就追求“燮理阴阳,调和致中”。现代人生活的节奏、习惯、环境以及所产生的疾病,都与数千年之前的人们区别甚大,不可能按照经方生病,现代中医应当继承经方的组方思想和规矩,将经方化裁应用,岂可“崇古泥古”套用经方?至于某些“大杂烩”式的所谓经验方的、大剂量用药的大处方,则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更是无需置评。 所以,当前关于中医组方的创新,至少有必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按照病种,筛选有效的代表方剂,给出化裁的范围与方法;二是厘清中医组方的原则与要领,创造新的组方模式。例如,古代以药为君臣佐使,根据现代病证的复杂性,可以用功能药组按君臣佐使的体例组方;三是根据经方和名老中医经验方研制组方软件。 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药”,建立中药新培采研制标准 经过中医药人多年来努力,中药剂型创新已经取得良好的成绩。如丹参滴丸、藿香正气滴丸等,确实改变了中药的口感,提高了疗效,便于携带和服用。但是,从中药创新的整体来看,面临的创新任务还是相当艰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药材的种植、采集、粗加工,需要针对气候、土壤、水源、种子、施肥、除草、灭虫等现状,有必要制定新标准,确保药材产出质量。 二是药材的交易,需要针对仓储、运输、交易等行为进行新规范,确保药材交易质量。 三是新药的研制,需要针对组方、用药、工艺、设备、疗效观察、使用说明等,需要在突出中医药基本理论元素的前提下,建立新的研制、评估标准,确保新药研制质量。 四是传统的炮制,需要针对膏丹丸散酒等传统中药制剂,建立基于中医药基本理论的新的组方、工具、炮制及疗效评估标准,确保传统制剂的炮制质量。 唐·刘禹锡说:“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创新,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但是,就中医药学而言,着眼当前,必须重在继承;放眼未来,必须励志创新。 汉·扬雄《太玄·玄莹》曰:“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所以,继承创新是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根本方略。

建立起中医药对症治疗框架

确立中医治法学范围

开展临床方药应用研究

要在基地建设相关疾病的诊疗中,建立起在保证中医主体地位前提下的中西医双重诊疗体系和临床路径。既有西医病的诊断,又有中医证的分析,在治疗上既针对病,又治疗证,一病双诊双治,病证结合。一切以提高临床疗效、改善疾病预后为唯一宗旨。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使中医学真正成为开放的学术体系,从而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

新葡萄京官网,临床重大疾病病程较长,治疗难度较大,患者常因生理、病理及心理变化而出现许多复杂症状与体征,有些症状与病因甚至并无直接的相关性。因此,有时病因解除了,症状却依然存在,患者深受其苦,解除这些症状,减轻患者痛苦和心理负担,改善生活质量就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环节。

方药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三个,即学习经方、印证验方、创立新方。第一是经方的学习与研究。许多经方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并常可获得满意的疗效,深入研究这些传世经方在配伍方面的特色与规律,认识和阐明基地建设所针对的相关西医疾病的疗效原理,认识其局限性,为各疾病最终方药的选择和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架构中西医联合的桥梁

对各基地承担的相关疾病的治疗,现代医学多强调病因治疗(如抗病毒治疗等),尚未建立适宜的对症治疗框架,而中医药正好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和优势。因为,中医药独特的辨证论治模式针对的是“证”,其疗效优势也首先是体现在改善和消除症状与体征方面。

中医对症治疗与西医学病因治疗各有侧重,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医患共同期盼的主观症状与异常客观指标的同步改善,从而实现综合的疗效目标,提高中医的贡献度。

中西医学作为人类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中西医理论互融与实践渗透,进行方法的互补与借鉴就成为大势所趋;这既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临床诊疗的客观需要。

中医学术研究要根据相关西医疾病发生学规律,深入挖掘中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这一体系既不否认中西医思维方式和诊疗模式的差异,又要充分认识中西医在科学本质上的趋同性和方法学上的互补性,从而构筑起学术沟通的渠道。

中医诊疗和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取代降压、降糖、降脂、抗病毒、化疗、透析等西医治疗方法,而是在于找准中医在这些相关疾病防治中的恰当位置,把握好中医诊疗的阶段性规律和适宜介入的关键节点;真正发挥好中医治疗、辅助、善后等不同作用,发挥好中医灵活辨证、宏观调控及个体化诊疗等特色优势,做到中西医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丰富这些疾病的治疗学内容。

第二是认真总结各地在相关疾病临床研究中不断创立的新治法。近年来,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不断深入,各地根据现代医学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结合临床实际,创立了许多新的治法并应用于临床,这些治法既符合中医理论,又对病变实质,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对这些治法进行深入研究、反复印证,使之成为传统治法学的有益补充。

要建立相关疾病的中医药对症治疗框架,首先对每一常见症状发生的性质、程度、久暂、部位、病机规律等进行综合分析,然后确立相应的治法学范围和相对固定的方药,形成合乎临床规律和辨证论治原则的对症治疗框架。

我国几十年中西医联合的实践证明,联合胜于单用,互补胜于竞争。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以西医重大疾病为针对目标,将中医理论与方法运用于这些疾病的防治之中,这本身其实也是在拓展中医自身学术研究领域的同时架构中西医联合的桥梁,这也是实现基地建设既定目标的重要保证。

中医治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三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治法。根据相关疾病的病变规律和特点,不断创立新的中医治法是基地中医临床研究的关键一环。如对高脂血症建立化浊祛脂法;对高血压病建立平肝降压法;对糖尿病建立益气降糖法;对肝纤维化建立通络化纤法等等。这些治法目标明确,针对性强,既符合中医理论,又贴近临床实际,对于提高“病”、“证”疗效,完善丰富这些疾病的诊疗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第二是对经验方药的研究。多年来,广大临床工作者在总结中医治疗西医疾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许多经验方,这些经验方既符合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又融进了现代科学理念,常可取得较好的疗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应将经验方药特别是民间验方的挖掘搜集作为重要的学术任务。应对相关的经验方药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反复印证,由分散而集中,发现其规律,使经验方药趋于规范与完善,逐步实现从经验用药到规范用药的过渡。

如肝病胁痛一症,胀痛多因于气滞,可用疏肝行气法,选柴胡疏肝散;隐痛常因于肝肾阴虚,则多用滋肾柔肝法,选归芍地黄汤等;其他如腹胀、食少、失眠、眩晕、口渴、水肿等均可依此类推。这样有证、有法、有方、有药,相对固定,兼顾灵活,针对性强,可先治主症,再治次症,后治兼症,也可数症并治,数方并用,皆因临床需要而定,既便于学习、便于掌握、更便于推介。

处方用药是临床诊疗的最终落足点,直接关系到疗效优劣和治疗成败,坚持正确的组方原则、把握好科学处方的技术细节是保证疗效获取的关键。

此外,应深入开展多剂型、多途径给药研究,在总结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研制更多更有效的中药新药,克服汤剂量效关系不确定、治疗依从性受限等不足,为多途径用药创造条件。

第一是对传统治法的学习与研究。中医治法学的诞生始于《内经》,之后历朝历代医家不断创立新的治法,大大丰富了中医治法学内涵,这些传统的治法,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平肝潜阳法对于高血压,益气生津法对于糖尿病,清热利湿法对于肝炎等仍为临床所常用。认真学习、深入研究这些治法的疗效体现和作用机理是基地建设重要的学术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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